金色观察｜V神论DAO：DAO不是公司 其去中心化很重要

本文Vitalik 9月20日在其博客发表的关于DAO的文章

最近，关于高度去中心化的DAO行不通的观点有很多讨论，为了保持竞争力，DAO治理最开始应该更接近于传统公司的治理。论点总是相似的：高度去中心化的治理效率低下，而由董事会、首席执行官等组成的传统公司治理结构经过数百年的演变，不断优化了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做出正确决策和为股东创造价值的目标。DAO的理想主义者天真地假设去中心化的平等主义理想可以超越这一点，而在传统企业部门这样做的尝试充其量只能取得微不足道的成功。

这篇文章将讨论为什么这个立场经常是错误的，并提供一个不同的、更详细的观点来说明不同类型的去中心化在哪些方面很重要。特别是，我将重点关注去中心化很重要的三种情况：

• 去中心化可以在凹形环境（concave environments）中做出更好决策，在这种环境中，多元化甚至幼稚的妥协形式的平均可能优于集中化带来的一致性和重点。

• 去中心化可以抗审查：需要在抵抗强大外部参与者攻击的同时继续运行的应用程序。

• 去中心化可以可信公平性：DAO在应用程序中承担类似民族国家的功能，如提供基本的基础设施，因此可预测性、稳健性和中立性等特征的价值高于效率。

中心化是凸的，去中心化是凹的（Centralization is convex, decentralization is concave）

见原帖：https ://vitalik.ca/general/2020/11/08/concave.html

对需要做出的决策进行分类的一种方法是查看它们是凸的还是凹的。在A和B之间进行选择时，我们首先不会考虑A与B本身的问题，而是考虑一个更高阶的问题：你是更愿意在A和B之间妥协还是抛硬币选择其一？在预期效用方面，我们可以使用图表来表达这种区别：

如果一个决定是凹的，我们宁愿妥协，如果它是凸的，我们宁愿掷硬币。通常，与我们回答A 与B本身的一阶问题相比，我们可以更容易地回答妥协或抛硬币是否更好的高阶问题。

凸决策的示例包括：

• 大流行应对措施：100%的旅行禁令可能有助于将病毒拒之门外，0%的旅行禁令不会阻止病毒，但至少不会给人们带来不便，但50%或90%的旅行禁令是两全其美。

• 军事策略：进攻A线可能有道理，进攻B线可能有道理，但是将你的军队分成两部分并进攻意味着敌人可以轻松地一一对付两部分

• 加密协议中的技术选择：使用技术A可能有意义，使用技术B可能有意义，但两者之间的一些混合往往只会导致不必要的复杂性，甚至增加两者相互干扰的风险。

凹决策的例子包括：

• 司法判决：两个独立选择的判决之间的平均值可能比两个判决之一的随机选择更可能是公平的，而不太可能是完全荒谬的。

• 公共产品资助：通常，给两个有前途的项目中的每一个提供X美元比给一个2X美元而不给另一个更有效。与从X到2X相比，拥有任何资金对项目实现其使命的能力有更大的推动作用。

• 税率：由于二次无谓损失机制，X%的税率通常只有2X%的税率的四分之一有害，同时在增加收入方面也有一半以上的效果。因此，适度的税收比低/无税和高税之间二选一要好。

当决策是凸的时，去中心化决策过程很容易导致混乱和低质量的妥协。另一方面，当决策不明确时，依靠群众的智慧可以给出更好的答案。在这些情况下，将大量不同输入用于决策的类似 DAO的结构非常有意义。事实上，将世界视为一个更凹的地方的人更有可能在更广泛的环境中看到去中心化的必要性。

VitaDAO和UkraineDAO是否应该成为DAO？

许多最近的DAO与早期的DAO（如MakerDAO）不同，因为早期的DAO是围绕提供基础设施组织的，而较新的DAO是围绕执行围绕特定主题的各种任务而组织的。VitaDAO是一个资助早期长寿研究的DAO，UkraineDAO是一个组织和资助与帮助乌克兰战争受害者和支持乌克兰国防工作有关的DAO。这些成为DAO有意义吗？

这是一个微妙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了解乌克兰DAO本身的内部运作来获得一个可能的答案。典型的DAO倾向于通过将大量资金聚集到一个池中并使用代币持有者投票来为每个分配提供资金来“去中心化”。另一方面，UkraineDAO通过将其功能拆分为许多pod来工作，每个pod都尽可能独立地工作。顶层治理可以创建新的pod（原则上，治理也可以为pod提供资金，尽管到目前为止，资金只流向了与乌克兰相关的外部组织），但是一旦创建了一个pod并赋予了资源，它的功能主要取决于它的自己的。在内部，各个pod确实有领导者并以更中心化的方式运作，尽管它们仍然试图尊重个人自治的精神。

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可能是：这种“DAO”不就是对传统的多层等级概念进行了重新命名吗？我会说这取决于实施：当然可以采用这个模板并将其变成具有威权的东西，就像典型的大公司一样，但也可以以非常不同的方式使用模板。

有助于确保以这种方式建立的组织实际上会变得有意义的去中心化的两件事包括：

真正高度自治的pod，其中pod接受来自核心的资源，如果他们想继续获取这些资源，偶尔会检查是否符合任务和是否具背能力问题，否则完全自行行动，不从核心“接受命令”。

高度去中心化和多样化的核心治理。这不需要“治理代币”，但确实需要更广泛、更多样化的核心参与。通常，广泛和多样化的参与是对效率的巨大负担。但是如果满足（1），那么pod是高度自治的，并且核心需要做出更少的决策，那么顶层治理效率较低的影响就会变得更小。

现在，这如何适应“凸与凹”框架？在这里，答案大致如下：（更分散的）顶层是凹的，（每个 pod内更集中的）底层是凸的。给一个pod X通常比给它0美元和给它2X美元之间的二选一要好，并且不会因为妥协或指导不同决策的“不一致”而造成很大损失。但在每个单独的pod中，有一个明确的、坚定的观点来指导决策并能够坚持许多相互协同的选择更为重要。

去中心化和抗审查

加密货币去中心化最常被公开引用的原因是抗审查：DAO或协议需要能够在外部攻击（包括来自大型公司甚至国家行为者）的情况下运行并保护自己。这已被公开详细讨论过，因此无需赘述，但仍有一些重要的细微差别。

今天有很多人使用的两个最成功的抗审查服务是The Pirate Bay和Sci-Hub。Pirate Bay是一个混合系统：它是BitTorrent的搜索引擎，它是一个高度去中心化的网络，但搜索引擎本身是中心化的。它有一个小型核心团队，致力于保持它的运行，并用打鼹鼠策略来保护自己：当锤子落下时，躲开并重新出现在其他地方。Pirate Bay和Sci-Hub都经常更换域名，依靠不同司法管辖区之间套利，并使用各种其他技术。这种策略是中心化的，但它们在防御和产品改进敏捷性方面都成功了。

DAO不像The Pirate Bay和Sci-Hub；DAO的行为类似于BitTorrent。BitTorrent确实需要去中心化是有原因的：它不仅需要抗审查，还需要长期投资和可靠性。如果BitTorrent每年关闭一次，并要求其所有播种者和用户切换到新的提供商，网络质量将迅速下降。要求抗审查的 DAO也应该属于同一类别：它们应该提供的服务不仅要规避永久审查，还要规避单纯的不稳定和破坏。MakerDAO（和管理RAI的Reflexer DAO）就是很好的例子。运行去中心化搜索引擎的DAO可能不是：你可以构建一个常规搜索引擎并使用Sci-Hub风格的技术来确保其生存。

去中心化是可信的公平

有时，DAO的主要关注点不是抵抗民族国家的需要，而是需要承担民族国家的某些职能。这通常涉及可以被描述为“维护基本基础设施”的任务。由于政府监督DAO的能力较弱，因此 DAO 的结构需要具备更大的自我监督能力。这需要去中心化。

当然，实际上不可能完全消除信息不对称和不平等以及导致的决策问题等等，但是如果我们能做到30%呢？

考虑三个激励示例：算法稳定币、Kleros法院和Optimism追溯资金机制。

• 算法稳定币DAO是一个使用链上金融合约创建加密资产的系统，其价格跟踪一些稳定的指数，通常不一定是美元。

• Kleros是一个“去中心化法院”：一个DAO，其功能是对仲裁问题做出裁决，例如“这个Github 是否对该链上赏金提交了可接受的提交？”

• Optimism的追溯资金机制是Optimism DAO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追溯奖励为以太坊和 Optimism生态系统提供价值的项目。

在这三种情况下，都需要做出主观判断，而这不能通过一段链上代码自动完成。在第一种情况下，目标只是对某些价格指数进行合理准确的测量。如果稳定币追踪美元，那么你只需要 ETH/USD价格。如果出现恶性通货膨胀或其他放弃美元的原因，稳定币DAO可能需要管理可信赖的链上CPI计算。Kleros就是对提交给它的任意问题做出不可避免的主观判断，包括提交的问题是否应该因为“不道德”而被拒绝. Optimism的追溯资金任务是最开放的主观问题之一：哪些项目完成了对以太坊和Optimism生态系统最有用的工作？

这三个案例都不可避免地需要“治理”，而且治理也相当稳健。在所有情况下，无论是从外部还是内部，治理都是可攻击的，很容易导致非常大的问题。最后，治理不仅需要稳健，还需要令人信服地说服广大且不信任的公众相信它是稳健的。

算法稳定币的致命弱点：预言机

算法稳定币依赖于预言机。为了让链上智能合约知道是将DAI的价值定位为0.005ETH还是 0.0005ETH，它需要一些机制来学习ETH/USD的（链外）价格信息是多少。事实上，这个“预言机”是算法稳定币可以被攻击的主要场所。

这导致了一个安全难题：算法稳定币不能安全地持有更多的抵押品，因此不能发行比其代币（例如MKR、FLX ......）的市值更多的单位，因为如果这样做，那么它就会变成购买一半的代币，使用这些代币来控制预言机，并通过提供不良预言机价值并清算它们来从用户那里窃取资金是有利可图的。

这是稳定币预言机的一种可能的替代设计：添加一个间接层。引用ethresear.ch的帖子：

我们建立了一个有13个“供应商”的合约；查询的答案是这些供应商返回的答案的中位数。每周都会进行一次投票，预言机代币持有者可以更换其中一个提供者......

安全模型很简单：如果你信任投票机制，你就可以信任预言机的输出，除非7个供应商同时被破坏。如果你信任当前的一组预言机提供者，即使你完全不信任投票机制，你也可以至少在接下来的六周内信任输出。因此，如果投票机制被破坏，任何依赖预言机的应用程序的参与者都有时间有序退出。

请注意该提案的非公司性质。它涉及剥夺治理快速行动的能力，并有意将预言机责任分散到大量参与者中。这是有价值的，原因有两个。首先，它让外人更难攻击预言机，也让新的持币者更难迅速接管预言机的控制权。其次，它使预言机参与者自己更难串通以攻击系统。它还减轻了预言机可提取价值，其中单个供应商可能故意延迟发布以个人从清算中获利（在多供应商系统中，如果一个供应商不立即发布，其他供应商很快就会发布）。

Kleros的公平

“去中心化法庭”系统Kleros是以太坊生态系统非常有价值和重要的基础设施：人类证明（Proof of Humanity）使用它，各种“智能合约错误保险”产品使用它，许多其他项目将其作为某种“最后的裁决”。

近期，平台的决策是否公平，引发了一些公众的担忧。一些参与者提出了案例，试图从他们认为自己应得的去中心化智能合约保险平台索赔。也许这些案例中最著名的是Mizu对案例#1170的报告。该案从一个轻微的语言解释纠纷演变为更广泛的丑闻，因为有人指责Kleros本身的内部人员正在协调努力，投入大量代币来推动决定朝着他们想要的方向发展。辩论的参与者写道：

法院基于激励的决策过程……从所有表面上看，都被一个在法院拥有非常大（25%）股份的开发人员破坏了。

当然，这只是更广泛辩论中一个问题的一方面，由Kleros社区决定谁对谁错以及如何回应。但是，从这个个别案例的问题来看，这里重要的是，像Kleros这样的东西的整个价值主张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能够让公众相信它受到了强有力的保护，不会受到这种中心化的操纵。对于像Kleros这样的东西值得信任，似乎有必要在高级法院中不应该有一个人拥有25%的股份。无论是通过更广泛分布的代币供应，还是通过更多地使用非代币驱动的治理，更可信的去中心化治理形式都可以帮助Kleros完全避免此类担忧。

Optimism追溯资金

Optimism第一轮追溯资金结果是由24位“徽章持有者”通过二次投票选出的。第2轮可能会使用更多的徽章持有者，最终目标是转移到一个由更多公民控制追溯资金分配的系统，可能通过一些涉及抽签、小组委员会和/或授权的多层机制。

关于是否拥有更多与更少的公民存在一些内部辩论：“公民”是否真的意味着更接近“参议员”，一位深入了解Optimism生态系统的专家贡献者，它是否应该是一个几乎任何人的职位？是否显著参与了Optimism生态系统，或者介于两者之间？在这个问题上，我个人的立场一直是朝着更多公民的方向发展，通过第二层授权解决治理效率低下的问题，而不是在治理协议中添加神圣的中心化。我的立场的一个关键原因是内幕交易和自我交易问题的可能性。

Optimism追溯资金机制一直旨在与预期投机生态系统相结合：现在需要资金的公益项目可以出售“项目代币”，任何购买项目代币的人都有资格在以后获得巨额追溯资金的补偿。但这种机制能否正常运行，关键取决于追溯资金部分是否正常工作，并且很容易受到追溯资金机制被破坏的影响。一些攻击示例：

• 如果某些人已经决定他们将如何对某个项目进行投票，他们可以在发布决定之前购买（或者如果定价过高，则做空）其项目代币。

• 如果某些人知道他们稍后会对某个特定项目进行表决，他们可以提前购买项目代币，然后故意投票支持它，即使该项目实际上不值得资助。

• 资金决策者可以接受来自项目的贿赂。

通常有三种方法可以处理这些类型的腐败和内幕交易问题：

• 追溯惩罚恶意决策者。

• 主动过滤更高质量的决策者。

• 添加更多决策者。

企业界通常专注于前两者，对第一种使用财务监督和明智的处罚，对第二种进行面对面采访和背景调查。去中心化世界使用此类工具的机会较少：项目代币可能可以匿名交易，DAO对外部司法系统的追索权是有限的，项目的远程和在线性质以及对全球包容性的渴望使其更难做到背景调查和性格的非正式现场“嗅觉测试”。因此，去中心化世界需要更加重视第三种技术：将决策权分配给更多的决策者，这样每个决策者的权力就会减少，因此串通更容易被举报和揭露。

DAO应该更多地从公司治理或政治学中学习吗？

美国哲学家Curtis Yarvin的主要“创新”是公司比政府更有效和优化，因此我们应该通过使政府看起来更像公司来改善政府（例如，远离民主并更接近君主制）。他最近写了一篇文章，表达了他对如何设计DAO治理的想法。毫不奇怪，他的回答涉及借鉴传统公司治理的理念。从他的介绍来看：

自工业革命开始以来，英美有限责任股份公司的基本设计基本保持不变——持相反观点的历史学家可能会争辩说，工业革命实际上可能是一场企业革命。如果股份制设计不是完全最优的，我们可以预期它几乎是最优的。

虽然这两种类型的组织之间存在分类差异——我们可以称它们为一阶（主权）和二阶（合约）组织——似乎当今社会有非常有效的二阶组织，但没有非常有效的一阶组织。

因此，我们可能对二阶组织了解得更多。因此，在设计DAO 时，我们应该从公司治理开始，而不是政治学。

Yarvin的文章非常正确地确定了“一阶”（主权）和“二阶”（合约）组织之间的关键区别。事实上，确切的区别正是我文章上面关于可信公平的部分主题。然而，Yarvin的文章很快就犯了一个大而令人惊讶的错误，他立即转而说公司治理是DAO应该如何运作的更好起点。这个错误令人惊讶，因为这种情况的逻辑似乎几乎直接暗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因为DAO没有高于它们的主权，并且通常明确地提供为主权保留的服务（如货币和仲裁）的业务，所以这正是主权的设计（政治科学），而不是公司治理的设计。DAO有更多需要向政治科学学习的地方。

值得称赞的是，他的文章的第二部分确实提倡一种“沙漏”模型，该模型结合了去中心的分配任务和问责层以及集中的管理和执行层，但这已经承认DAO设计至少需要从一阶组织与二阶组织学习一样多。

主权国家效率低下而公司效率高的原因，与数论可以证明很多事情但抽象群论可以证明的事情要少得多的原因相同：公司失败更少，完成更多，因为它们可以做出更多假设并拥有更强大的工具来使用。如果需要，公司可以指望当地的主权国家站出来为他们辩护，并提供他们可以依靠的外部法律制度来稳定他们的激励结构。另一方面，在主权国家中，最大的挑战通常是当激励结构受到攻击和/或面临完全崩溃的风险时该怎么办，没有外部巨人随时准备支持它。

为主权国家设计成功的治理系统的最大问题可能是Samo Burja 所说的“继任者问题”：当系统从由一组人管理、退休并转移到另一组人时，如何确保系统的连续性。Burja写道，公司通常根本没解决这个问题：

硅谷热衷于“颠覆”，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在公司等离散机构中仍未解决的继任问题。

DAO最终需要解决继任问题（事实上，鉴于加密早期采用者中“致富和退休”模式的频率很高，一些DAO已经不得不处理继任问题）。君主制和类似公司的形式往往难以解决继任问题，因为制度结构与特定人的习惯紧密相连，要么难以交接，要么风险很高为把它交给谁而争论不休。民主等更去中心化的政治形式至少有一个关于如何平稳过渡的理论。因此，我认为，出于这个原因，DAO需要向更自由和民主的政治学学派学习更多，而不是从公司治理中学习。

当然，在某些情况下，DAO必须完成特定的复杂任务，使用类似公司的形式来完成这些任务可能是一个好主意。此外，DAO需要处理意外的不确定性。一个旨在围绕一组假设以稳定和不变的方式运行的系统，当面临这些情况的极端和意外变化时，确实需要某种勇敢的领导者来协调响应。后者的一个典型例子是稳定币处理美元崩盘：当一个稳定币DAO围绕它只是试图追踪美元的假设而演变时，突然面临一个美元不再可行的世界时会发生什么跟踪，并且需要快速切换到某种CPI？

如果美元不再是可行的参考资产，RAI生态系统内部体验的程式化图表将意外过渡到基于CPI的制度。

在这里，受公司治理启发的方法可能看起来更好，因为它们提供了一种现成的模式来应对这样的问题：创始人组织了一个支点。但事实证明，政治制度的历史也提供了一种非常适合这种情况的模式，并且涵盖了危机结束后如何回到分权模式的问题：罗马共和国为应对危机而临时任命独裁者的选举习惯。

实际上，我们可能只需要少数看起来更像政治科学而非公司治理结构的DAO。但是真正重要的。稳定币不需要高效；它首先必须是稳定和去中心化的。一个去中心化的法院也是类似的。一个为特定事业引导资金的系统——无论是Optimism追溯资金、VitaDAO、UkraineDAO还是其他——正在为一个比利润最大化更复杂的目的进行优化，因此需要一个除股东利润之外的协调解决方案来确保它保持将资金用于预期目的。

到目前为止，即使在加密货币世界中，数量最多的组织也将成为“合约”的二阶组织，最终依靠一阶巨头的支持，而对于这些组织来说，更简单、领导者驱动、强调敏捷性的治理通常是有意义的。但这不应该分散这样一个事实，即如果没有一些非公司性去中心化的形式保持整个事物的稳定，生态系统将无法生存。